广州的士票：广州故事民国时期的广州骑楼风云录

　　广州故事|民国时期的广州骑楼风云录

　　对于今天的广州人来说，骑楼，似乎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血液里，代表的是广州的传统文化。她兼具欧陆建筑的神韵，亦有南洋风情的婀娜，还如中国女性一样贤惠（为行人遮阳挡雨）。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人们都可以在下面闲庭信步，好不自在。

　　其实广州骑楼大规模建设始于民国，当时广州局势动荡，资金紧缺，如此好看又实用的骑楼是如何建起来的呢？

　　而且骑楼的建设居然还是当时广州城建成功与否的标志。这又是怎么回事？

　　民国初年的广州，因为刚推翻腐败积弱的清政府，大家是满腔热情地开始建设自己的新城市。

　　尤其是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学子们，踌躇满志，想着凭自己在西方国家学到的新知识，努力把广州建成如同欧美城市一样公共便利的先进城市，好让欺压国人多年的西方列强看看，中国人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

　　其时广州旧城环绕，城墙多处已倒塌，阻碍交通，城内街巷弯曲迂回，路径狭窄不直，路旁无排水沟渠，一遇雨天便四处积水。于交通、商业、卫生影响甚巨，所以当时官商提倡首要改造旧城，模仿西方建设马路、街道、街市、商场等，倡建骑楼，以改良建筑，有利商业。

　　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城市建设并非打造空中楼阁，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在地皮上动土兴工的，这就必然涉及土地和经费。而且当时广州也非太平盛世……

　　广东督军胡汉民。（采自《广东百年图录．上卷》第178页）

　　1911年底-1913年8月，广东军政府，胡汉民、陈炯明轮流任广东督军；

　　1913年8月，拥护袁世凯的龙济光逐胡、陈上台；

　　1916年7月，陆荣廷以“护国”名义逐龙后任广东督军，开始了桂系军阀对广东的统治；

　　1920年10月，陈炯明把桂系赶出广东，成为真正的粤系军阀，但其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大一统”的政治纲领不合，兵变迫孙中山离粤赴沪；

　　杨希闵、刘振寰（采自《广东百年图录．上卷》第182页）

　　（注：1925年6月6日，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驻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调回东征军和粤北、西江等地所辖各军回师广州，在各路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协助下，于13日平定叛乱。）

　　1923年1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驱逐陈炯明，入驻广州，但对孙阳奉阴违垄断税收，遍设赌馆、烟馆，军纪涣散，孙中山斥其糟蹋广东；

　　1925年6月，许崇智等带领粤军平定杨刘叛乱，将贰人逐出广州；

　　1926年底，北伐节节胜利，民国中央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

　　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

　　政局频频变化，不变的是大量的军费支出。清末多次的割地赔款，损失大量白银。民国广东政府刚成立，前清各机构并不配合民国政府清查官产，其时地方征收机关自留不解，军队也横加征收。政府没有固定资金来源，但军饷和政费支出却不能停。

　　至1921年，广州市政厅年收入1969996元，年支出为2884249元，赤字为914253元，还要想办法偿还市政公所时期拆城筑路欠下的征收铺屋产价110万元，为了节约经费，不得不裁员减薪，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在广东建立政府，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广州因而既是大元帅府、广东省、广州市、南番两县政府驻地，又是滇桂军阀驻地。广州以外，各式军阀在混战，于是广州就成了这多级政府筹集自身政费和为孙中山政权筹集军饷之地。

　　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权限不清，内部人事斗争极为复杂。时任广州市政厅厅长（相当于市长）孙科天天被他老爸孙中山催着要军饷，为筹饷疲于奔命。

　　桂系军阀时期，广东财政厅长兼广州市政公所总办杨永泰，是依靠军方力量，在广州强制推行拆城筑路建筑骑楼工程的主要规划者和工程实施者。

　　（采自《广东百年图录．上卷》第129页）

　　虽然轮流执政，又差钱，但是大部分的主政者，都还是想在广州城建上有所作为的。他们一边想方设法地增加财政收入，一边开始规划建设自己的理想新城。

　　拆城筑路似乎就是可以同时实现两方面要求的事，所以广州的民国政府一直想做。

　　因为拆掉象征前清统治的旧城墙，可以方便留住和变卖被城墙所阻的官地公产，增加财政收入，而城墙所在地属无争议的官地，政府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向沿线被拆的铺屋商民赔偿地价，只需付些拆修费，就可以拆铺筑路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拆城筑路因赔偿问题，遭到了沿线铺屋商民的强烈反对。

　　在桂系军阀时期，迫切的财政需求，使拆城筑路工程在借助军方的强大力量后，得以强制推行。

　　同时为了缓解拆城筑路的阻力，也出于改良城市建筑的考虑，市政公所创造了“骑楼地”的概念，用准建新辟马路两边人行路上空面积来换取商民拆铺让路，并制定快速大量推广骑楼的措施，放宽建骑楼的标准，使骑楼成为广州马路沿线的主要建筑形式。

　　由市政建设所产生骑楼地等，遂成为政府可以控制的土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利器。后来市政厅初期同样迫切需要筹措军费，因而基本继承了市政公所时期的筑路和建骑楼政策。

　　因广州初期开辟马路建筑骑楼，一般是先拓宽马路（辟路）和拆除民房，然后是铺设人行路和建筑骑楼，而拆屋使建筑物的门面“面目全非”，所以政府和业主都想尽快建筑一个新的立面外观。

　　政府更是希望趁兴建骑楼之机，兴建中西各式漂亮的立面，以便改良市容。另外，马路开辟好后，人行路就要紧接着完成，否则会影响交通，妨碍城市发展。所以铺设人行路和建筑骑楼，在政府看来，刻不容缓。

　　因为骑楼建成了，建好了，筑路的最后环节完成，就可以搞个风光的开路仪式了，这仪式上，整齐优美的骑楼实在比平平无奇的路面更能彰显市政建设的成绩。路修好了，电车就可以上路，店铺就可以重开，商业繁荣了，地价飙升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有了。

　　因此，骑楼在当时被视为推行市政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民国九年（1920年）颁布《建筑骑楼简章》，明令广州市内商民人等，凡有贴近马路铺业，应行建筑骑楼。以确保在短时间内能顺利达成建设骑楼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