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出租车票：最早出租车师傅现在买不起奶粉？

　　下午四点，一辆的士停在羊城创意园2号门，车门半开，一个秃顶中年男在里面半躺着抽烟。看见有客到来，他赶紧把烟掐灭，点头示意我上车。

　　电台里正播放着粤语讲古节目，我也下意识地把说话“频道”切换成白话，抛出一个地名问司机“识唔识走？”他训了我一句：“开了廿七年的士，广州边条路唔识？”

　　在广州打车，河南、湖南司机见得多了，但开了27年的本地人已经十分罕见。

　　“老司机开车”的魅力不在于路熟车稳，而在于政治经济、吃喝嫖赌……男人最爱的话题张口就来。

　　谈笑风生之间，一部广州的士变迁史，一个起落无常的人生故事，也从这个本地“的士佬”口中娓娓道出……

　　上车

　　师傅姓罗，土生土长的海珠人，今年57岁。但服务资格证上的他却仍是年轻时候的模样——头发浓密，两眼放光——仿佛在向每一位乘客述说着他作为一名“的士佬”曾经的光辉岁月。

　　广州的士，诞生于197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的广州还没有什么广骏、白云等的士公司，只有几百台为接待而设的“迎宾车队”，司机们个个英俊潇洒，懂点洋文，享受着公务员般的待遇，人们送礼托关系抢着要入行。那时候开的士不仅好待遇，还“好艳遇”——罗师傅回忆道。

　　在“三脚鸡”（载客三轮车）盛行的年代，一辆公家分配的皇冠TAXI就好比劳斯莱斯。而“开四个轮”的“的士佬”，就是女咨客眼中的“捕风汉子”（谭咏麟名曲），是师奶们颇为心水的女婿候选人。一句“广州有三宝，司机医生猪肉佬。”罗师傅从老前辈们的口中“从小听到大。

　　1992年，邓公南巡，省城广州迎来改革开放第二春，的士行业准入限制被逐步放开，30岁的罗师傅经过半年培训，也在这一年成为了持证上岗的“的士佬”。

　　“那时候坐车的都是香港老板，不是去机场就是跑长途，收小费都收到手软。”

　　入行没多久，罗师傅就托人“过关”买了台摩托罗拉（大哥大），每晚下班带着它跟朋友去环市路酒吧街“溝女”（泡妞），很威。

　　当时的的士行业是“一人揸的士，全家唔使愁”的朝阳产业，被誉为“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之一”。罗师傅自己说：“工资高过房价。”

　　娶老婆、生孩子、在江南西买楼……人生三大喜事，罗师傅靠着开的士在1995年全部实现。

　　这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在亲朋戚友眼中“好有出息”。

　　傍晚时分的黄埔大道堵得水泄不通，罗师傅也越来越急躁，抱怨：“广州到底边鬼度来咁多车！”

　　就像当年不理解为什么本来开得好好的的士，会半路杀出那么多“抢饭碗”的人，经历那么多“砸饭碗”的事一样。

　　“我入行时广州的士公司就几家，后来随便来个人买几台车就可以成立公司，到处承包给别人。”

　　罗师傅依稀记得那是1996年，广州的士公司数量大爆发，比的士公司数量爆发更猛的是“的士佬”数量。

　　看到的士好赚，门槛又不高，南下捞金的湖南人、河南人，还有粤东西北的“山区”的“乡下人”争相涌入。

　　竞争变得空前激烈。“以前我一个人包一台车才2000块一个月，想开就开很自由。后来人多车少，公司坐地起价，一万多一个月，谁开得起？”很多司机开始找合伙人，每人开12个钟头来平摊“份子钱”。

　　分蛋糕的人多了，自己吃的便少了。收入大不如从前，“的士佬”的“社会地位”也从中产滑落成为工薪阶层。越来越多觉得“唔着数”的本地人开始转行，腾出来的方向盘，则被更多外地人接手。

　　其中因为河南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媒体争相把他们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来穗打拼”的典型案例进行报道。棠下村也因为聚居了众多河南司机广为人知。

　　但对于新闻中“团结”“勤奋”的河南司机，罗师傅却一直心存芥蒂。他始终觉得“是河南人搞到广州的士名声臭晒。”——毕竟那时候一提到河南人，全国人民的第一反应都是“骗子”、“偷井盖”的刻板印象。

　　“唔识路，又听不明白粤语，成日带人走远路，还到处拉帮结派，搞到好似《古惑仔》咁点得啊？”

　　那时候的天河治安远没有今天发达。一次路过棠下拉客，罗师傅就差点跟河南司机拳脚相向，只因“踩了别人地盘。”但罗师傅觉得“搞笑”，因为“要踩也是河南人踩了广州人的地盘。”

　　为了“抱团取暖”，罗师傅也找了个懂粤语的湛江人来跟自己合伙。但他还是感概世道变了：“以前广州人开的士很实在，素质好。现在外地人过来就想捞一笔钱回家盖楼，无规无矩。”

　　说罢，这个刚刚才以高素质自居的老司机就对着空气连爆了几句“DLLM”，既愤怒，又无奈。

　　走走，停停

　　红灯一个接着一个，罗师傅油门踩了又松，开得很不过瘾。他衬衫口袋里有一包烟，但他不能像隔壁的桑塔纳司机一样摇下车窗抽两口，因为会被罚款。

　　但即便没有烟，我也知道身旁的这个中年男人还有很多苦水要吐，而“催吐剂”只需要轻描淡写的一句：“之后呢？”

　　后来在1997年，市政府号召广州的士向香港学习搞规范化运营，考试严格了，司机素养普遍好了。考完新资格证的罗师傅，从公司那里领了一件蓝色新工装，换了一辆红色老捷达。

　　然而彼时的香港金融危机的风暴已经刮起，广州的士的学习非但没有沾上半点“亚洲金融中心”的光，反倒染了一身的衰运。

　　经济电台天天在讲“浮动汇率”，没读过什么书的罗师傅听得一头雾水。但他感觉到——每天街上打车的人越来越少了。拦路打劫的悍匪倒是越来越多。为了保护司机，公司统一在车上加装了一个“铁笼”，罗师傅吐槽：“每天上班就好像坐牢一样。”

　　那些日子罗师傅经常出空车，再加上“摩的”跟黑车的冲击，收入滑铁卢的他“连（给儿子的）奶粉都没钱买。”

　　但“上头”却变着法子压榨他们这些司机，不仅“份子钱”越来越贵，就连政府修路都要从他们的工资里面揩点油水。义愤填膺的“的士佬”们自发罢工，罗师傅跟自己的合伙人一起把车开到了从化去吃了几天荔枝。

　　好不容易熬过了金融危机，躲过了悍匪的“劫杀”，以为可以重新上路的罗师傅到了2003年又迎头撞上了非典。广州街头空荡荡的场景，他说自己“活了几十年都是头一次见，很惨！”

　　2007年，广州禁摩。创文创卫把街上的黑车整了一轮。再加上迎亚运，广州的经济势头一片大好，“的士佬”们终于告别阴霾，对生活又有了盼头。

　　为了迎亚运，罗师傅还被领导组织去学了几句英文，说：“要向世界人民展现广州的士司机的风采。”

　　但“的士佬”们的风采还没来得及展现，华尔街的“海啸”骤起，金融危机又来了。环球同此凉热，在广州，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要爬海珠桥。

　　罗师傅虽不至于跳桥跳楼，但的士生意也跌到了谷底，全靠妻子打散工家里才有饭开。村里没楼出租的他，“过年返乡下（龙潭村）连麻将都不敢打”。

　　的士走走停停，时运起起伏伏，仿佛一切皆在轮回之中。

　　落车？

　　冬日的夕阳很短暂，还没来得及欣赏便已经落下。10公里的路程走了接近2个小时，那感觉仿佛走了十年，

　　靠近目的地。我问了他一句“今天生意怎么样？”他点了一下中控台的屏幕，向我展示一天的账单——328元。

　　“凌晨5点到现在（傍晚6点），13个钟，开到头都要爆。”

　　罗师傅简单算了一笔账，除去油费维修费租车费，每天至少跑够350块钱才“不至于倒贴。”然而就像是他所说的：“单单十几蚊，边度有得赚？”

　　如果说之前的非典、金融危机对于的士行业的冲击都只是“阵痛”的话，那大概是从亚运之后开始，罗师傅就很久都没有尝试过赚钱的滋味了。

　　“20多年前就已经每个月赚四五千，20多年后每个月还是赚四五千。”罗师傅称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你去看看这20年物价涨了多少倍就知道了。”

　　他曾经坚信是网约车抢了的士的生意，因为网约车有补贴，还可以动态调价，但的士不行。为了揾食，罗师傅在2015年时也搞起了“互联网+”——申请了一个微信来收钱，下载了一个平台来接单。

　　跟罗师傅一样的“的士佬”还有很多，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些新闻：广州的士司机拒载、不打表、“丧叼乘客”……据说因为有人拒载了一位书记，全广州的士公司开始严查，罗师傅被罚了几千块钱之后便“下线”了。后来他的车上还被加装了录音跟监控，更加不敢乱来。

　　“所以后来很多同行连押金都不要了，把的士退掉去开滴滴、开专车。”罗师傅也心动过，但打探却得知“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答案后来也在一位专车司机的口中得到证实。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罗师傅或专车司机都说不清楚，只能笼统回应一句“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简单四个字，却描绘出了近几年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现实。具体作用到的士行业上，那便是没人坐车了——老板没需求，“穷人”没钱坐。

　　金融危机时如此，亚运结束后如此，这两年更是如此。——尽管晚间新闻还是会每天告诉大家“经济总体平稳”。

　　年关将至，罗师傅更加恐慌。“放不放假随你，车租每日照给。”别说没有三倍工资，对于罗师傅来说，春节假期人影都没几个的广州，“每天醒来就要亏钱”。

　　至于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他感叹道：“一把年纪还可以换什么工？个仔又唔生性，毕业一年都还要老豆养……”更让罗师傅“绝望”的是，据说2022年开始就要延迟退休了，——那一年他刚好60岁。

　　“以前成日都话开的士月入过万，现在真正月入过万的只有那些穿‘黄马褂’的。”罗师傅指了一下路边的外卖仔。——看来他一定没读过识广的《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下车之前，罗师傅感慨：“我呢世人都离唔开方向盘噶啦，唔似你地后生仔咁有本事。”（粤语：我这辈子都离不开方向盘了，不像你们年轻人那么有本事。）

　　然后问了我一句：“靓仔工资几多，说出来让阿叔羡慕一下。”

　　答曰：“刚毕业，税后5000不够。”

　　“丢，咁你以后点娶老婆？”

　　闹腾了半个下午的车厢有那么几秒钟的沉默，然后回荡着两个男人不知所以然的笑声。

猜你喜欢